企业降成本要靠改革与法治“双驱动” 必须的！

1、　　客观看待收费负担　　对当前企业的收费负担，应有客观全面的认识。一般来说，判断企业非税收入负担水嫌嗳动垴平的高低，应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经济社会的发展态势，不能简单加以类比。而且，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费负担压力也会有所不同。当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高、利润丰厚，承受税费负担的能力就强;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润变薄等诸多困难，承受税费负担的能力也自然随之下降，对收费负担也就更加敏感些。

2、　　近年来，由于多方面原因，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效益不好。对此，我国也出台了很多含金量高、针对性强的政策举措，帮助企业减负，包括结构性减税降费、阶段性降低“五险一金”费率等。

3、　　2013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出减费降费措施，中央层面统一取消、停征、减免涉企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496项，地方取消收费600项以上，2015年以来又出台了一系列减少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和企业社保费用支出的举措。2016年，国家进一步清理收费基金，停征价格调节基金等政府性基金，特别是针对小微企业加大了降费力度。

4、　　名目繁多的收费使许多企业不堪重负，必须多措并举打好“组合拳”，大幅降低非税负担。特别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各类市场主体轻装上阵，集中精力提质增效。　　从“降费”在现实中碰到的一些痛点和难点问题来看，有些费，背后指向垄断如何打破;有些费，涉及行政管理体制的深层次改革。企业普遍欢迎政府通过减税降费等措施来帮助降低成本，但更希望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5、　　政府服务意识不到位与工作效率不高，尽管没有让企业付出真金白银，但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办企业都要讲效益，在高交易成本之下，一些企业就会减少必要的创新研发等投入，降低产品质量。所以，必须下决心把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减下来。而且，要从根本上改变涉企收费“清理一批又冒出一批”的现象，也必须着眼于政府职能转变，通过简政放权、清理前置审批服务项目、出台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等措施，把不该伸的手管住，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6、　　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固然是要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同时也是为了构建经济社会主体平等、公正地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营商环境。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控制非税收入征收的强度和随意性，则社会经济主体的财产权利与经营活动无疑会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种财产的不安定和社会成本负担的加重将侵蚀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7、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方向也应是“收费法定”。比如，针对基于行政管理行为的行政事业性非税收入的清理，要注重收费行为是否属于政府履行法定职责，其收费依据是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等。此外，还应考虑推进非税收入相关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建构，补齐非税收入法治化进程中的短板。

8、　　当然，在清理中也不是说非税收入项目越少越好。有些非税收入项目的取消将会影响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资金保障,进而会影响公共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是经济手段强化管理的行为，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但必须依法有据、合理规范、公开透明。

9、　　总之，应当切实以法治方式从根本上减轻企业的不合理负担，形成规范有序的非税收入法律规范体系，助推企业提升经营活力与盈利能力，进而为国家公共收入贡献财源，这也是国家克服公共治理中收入风险的理性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