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时代何去何从

　　移民时代何去何从?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蒌舟镗账国家，海外侨胞数量已超过4500万，中国正掀起自上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移民浪潮，这次移民潮的主体是知识精英和新富阶层。移民时代何去何从?　　各色明星移民就不必赘言了，反正绝对数量也不多，知识精英主要是指留学生和国内高科技人才，另外一类移民则多为权贵子弟和富豪家庭，他们早早地送子女移民国外就学就业，或为整家移民打下基础。不可忽视的还有不少政府高官和商界骗子，一旦事情败露东窗事发，就卷款叛逃，诸如杨树湘他们也是一种变相的被动移民。　　这些可谓社会精英的人，为什么会从一个快速崛起的、号称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抽身而出远走它邦?为什么奥运、世博的光环对他们失去了吸引力?移民时代何去何从?　　《环球》杂志与新浪网联合进行了调查，结果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7000余名受调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达88.2%。本地一家网站的一篇帖子中，220人投票有183人选择移民，比率也超83%。　　移民的原因自然很多。比如晚年找国外孩子照顾，找更好平台发展自己事业等，时代周报所采访几个学者发表看法，多名学者教授发表相同的观点，即国内环境出现了大问题。其中徐友渔、郑也夫、张鸣、傅国涌四人明确地提到了“安全感”这个词语， 崔卫平教授说移民者在追求“一种无支配的自由”，安全感是第一位的，这种安全感的缺失来自于当下中国法制的不健全、政治改革滞后、市场经济脆弱。这种体制下的“莫名的”“如影随形的”恐惧感，是移民的关节所在。精英们必须维持和权势的关系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大部分富豪从第一桶金开始就与权利紧紧相连，财富不干不净。在潜规则下生活太累了，生活的不稳定因素太多了，黄光裕可谓例子，所以移民可能是釜底抽薪的做法吧。　　金融海啸爆发后，美国推出投资入籍制度，最低投资额为五十万美元，内地富豪权贵趋之若鹜，在去年获准入籍的四千二百多人中，中国人佔了七成。 而据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在微博上透露，汇丰的一份调查显示，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中国内地富裕人群中，60%都计划在未来十年移民。　　上述材料提供了大致的移民成本，还不算其他的如购房就业等起码的生活成本。出了这样的显性成本，还有隐形成本难以计算，即离开自己的故乡，别了亲人、乡音、祖先、传统习俗、生活习惯、文化差异，在别人的眼光下生活，难以快速融入新的社会，以国内较高的地位去做国外较低的岗位，以及因此产生的乡土情结和思念之痛，这种代价也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移民们还是坚决地、义无反顾地、削尖脑袋出去了。他们的心里都很清楚自己的选择，那么我们小民呢?　　按照上述移民条件，参照社会财富迅速两极分化的现状，以及将来可能越来越苛刻的政治和经济控制趋向，小民们基本没有移民的可能，那么，怎样最大限度地自保安全呢?　　傅国涌先生有文章曰《自我解放，告别衰世中国》， 第三部分讲到怎样自我解放。 “以生活的姿态笑傲强权”，“解放自己不就是要把我们从形形色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我们头上强权的枷锁砸得粉碎吗?那只有回到生活中，回到最初的起点上，而不是指望一种新的强权替代旧的强权。我感到一切都已迎刃而解。”“我们就有底气，即使在我们的大部分权利被架空、无法落实的情况下，我们也完全可以以公民的身份、公民的心态、公民的语言，像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说话、行事、生活。当我们在生活中受到具体和抽象侵害时，我们都可以起身捍卫。”“今天，我要对自己说，这个支点，我已经找到了，那就是生活。只有生活本身才有可能最终消解强权的戾气和毒素，将所有不同包装的强权送进历史的垃圾堆。”　　“作为一个不愿继续做奴隶的个体生命，以滴水般的弱小，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直面强权，一是在心理层面[思想层面]藐视一切强权，不相信强权以任何花言巧语编织的花环，不畏惧强权放出的各种恫吓和威胁信号，不迎合强权施展的种种手段。二是在言论层面，可以做到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都不为强权说一句好话，也就是不让强权占一丝一毫的便宜。进一步，我们可以保持对强权的批评、监督和公开的轻蔑。三是在行为方式上，坚定地与一切强权、准强权保持距离，不帮凶、不帮忙、不帮闲，走自己的路，吃自己的饭，靠劳动的双手立足，不吃嗟来之食，不幻想天上的馅饼落在自己碗里，不奢望天降大任于自身，做普通人，过平常生活。”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坦荡、明白地简单生活着，或许是小民最大的福祉。　　说移民出去的人还会回来吗，基本好像是废话一句。首先看看他们移民的国家都谁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德国……就知道了，一份明星移民名单这样的：　　可见美国更受欢迎一点。美国这样的国家，民主自由的典范，当然很是吸引移民，每年很多人蜂拥而至就是事实。可是，在民主自由面前，“根”的认同感、乡土和中华文化的归属感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大到让移民回归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基本不存在，时代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了，新中国的号召、游子的心、虚假的承诺，一切不能再回去了。　　女性哲学家Agnes Heller曾经给出了美好人生的三个维度：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正义;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其中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至少需要多元和多样化的教育;正义，至少需要宪法的权威和司法的公正;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则需要基于自组织的社群、社区以及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　　那么，如果国内环境改变了呢，维系上述三个维度的最低限度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成立了，这些用脚投了票的人们，还会再一次在能够用手投票的时代用脚投票吗?到时候，恐怕也就是他们的自由选择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