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哲学“特殊性”的讨论

说中国哲学具有“特殊骂宙逃慈性”，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之名，相应的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这样的一门学科。进而有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讨论。其次，还有中国哲学有无系统，或“实质上的系统”，以及中国哲学具体哪些特点的问题。

我们现在所用的“哲学”一词，出自于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对philosophy的翻译，其在古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爱智慧”。西周从宋儒周敦颐在《通书-治学》中所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把philosophy理解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译为“哲学”，可以说这个译名的成立一开始就有了中西文化相通的特点，如果中国之哲与西方之智完全不搭界，那么就只有philosophy，而没有“哲学”了。

1912年北京大学设哲学门，哲学门之下分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之初，胡适和冯友兰都为了强调中国哲学史之名的现代意义，而侧重于讲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同”。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指出，中国哲学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即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种部分之可以西洋谓哲学名之着也”。即“约略相当于”之之。

金岳霖在为冯友兰的著作写“审查报告”中提出“所谓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的哲学史呢？还是中国的哲学史呢？”“一种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的一种学问，与普通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种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是发生在中国的哲学。”胡适和冯友兰都是取的第二种态度。但即有“约略相当于”，这里就有“异同的程度问题”了，如能说出其“异”，那么它就不仅是“发生在中国的哲学史”，而且是“中国的哲学史”。

关于“实质上的系统”，冯友兰认为中国古代所讲的“性与天道”、“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这中参照的用法是否违背或曲解了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是中国的哲学所固有的“实质上的系统”呢？还是相对于把西方哲学作为普通哲学之中国哲学为特殊哲学而内含的西方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呢？如果就“哲学上”的而言又难免会遇到哲学的定义及其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上的讨论，在西方学术界也是言人人殊。美国今年出版的《哲学概论》中第一章的题目就是“何谓哲学”，但有趣的是作者并没有给这些下定义，二是将“哲学家究竟做什么”：“研究人生”、“研究宇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与“人道”的学问，所讨论的也就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原理，即“实质上的系统”的学问。

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无论哪一家思想，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将政治、说道德。在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所关注的更多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是人论日用，而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而不是人的来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然而这都只是表面，冯友兰首提中国哲学的精神，哲学与哲人不分的理想主义，即入世又出世理想情怀，也是最现实主义的，它很实用，但不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