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
典型性挑战
《21世纪》：您认为我国是否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面临着哪些困难爵奏笆棚与挑战？
蔡昉：归纳各国数据发现，在中等收入阶段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会一成不变地持续下去。对于大多数相对于欧美而言的后起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二元经济发展框架下进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仅本身是有益的生产要素积累，人口红利还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加快资本形成。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产业转移和城乡迁移的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而这一过程终结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经济增长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2位的同时，人均GDP达到4382美元，刚刚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及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吸取相关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由于中国的“民工荒”是从2004年广为人们所知，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同时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自2004年开始一反此前十数年徘徊不前的局面，持续上涨至今。因此，我认为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紧接着，我们将迎来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预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3年前后停止下降，并随后迅速提高。这意味着，支撑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中国高速增长的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将发生重大的转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增长可持续性难题便悄然而至。
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逐渐弱化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一项企业调查显示，劳动力成本提高20%，对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来说，因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占比不同，分别降低企业利润水平20%-65%不等。这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的外迁。一个方向是劳动力成本尚低的发展中邻国，如印度、越南等国家。另一个方向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
另一方面，要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获得全面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尚有较长的路要走。例如，根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数据，R&D投入占GDP比率，中国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56%和世界平均水平的61%；每万人拥有R&D人员数，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77%；每百万人拥有的专利数，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5%和世界平均水平的76%。而从教育水平上看，30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65%和日本的67%。
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而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国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此外，中国靠改革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获得了高速增长的良好机遇，而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将会面对更大的难度。这些都是中等收入国家所面临的典型挑战。
庄巨忠：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挑战。首先，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5000美元，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才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其次，中国三十几年的增长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其低成本优势，而未来几年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低成本优势对增长的贡献会逐步减少，增长将越来越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推动。再次，由于改革尚未完成，中国经济存在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如增长来源的失衡、收入差距的扩大、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与供给的制约、环境的恶化等。这些问题如不加以有效解决，有可能成为产业升级的重大制约，中国经济也将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具体来说，以下六个方面的挑战需要我们关注。
第一，技术与生产率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尽管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但总体水平较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但大约80%是加工贸易，在中国创造的附加值非常有限。产业升级需要一大批勇于创新的企业，但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还相对较小，而国营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激励机制有待改进。尽管中国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中国的国际品牌数量还很少。全球排名前列的中国大企业主要集中在资源业、金融业与建筑业，而制造业的大企业数很小，远低于日本、韩国及许多发达国家的数量。
第二，工资上涨与低成本优势的侵蚀。低成本优势对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步减少。近年来中国工业实际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中国的劳动力也正在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会增加社会负担，而这一负担最终将由企业承担。为了解决经济结构的失衡，政策调整也会导致其它要素（如资本、能源、其它资源）价格的上升。要素价格的上升需要中国加速产业升级、消化成本上升，以保持竞争力。
第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一是内需与外需的不平衡，表现为中国对出口的过度依赖，这不仅增加了国家对外部经济环境的脆弱性，持久的贸易顺差也会加剧全球的经济失衡，并导致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二是消费与投资的不平衡。消费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以前的60%-65%下降至2010年的不到50%，同时投资占GDP的比例由37%增长到了48%。高投资在追求高速工业化的国家、地区通常都会发生，比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但与这些经济体历史上处于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的投资率相比，中国的投资率是非常高的。过度投资会导致投资质量下降，产能过剩和不良资产的增加，长此以往影响经济增长。
第四，收入差距的扩大。根据亚行的分析，2008年中国人均消费的基尼系数为43.4，在世界范围属于中等偏高水平；在亚洲范围内则属于较高水平。相比之下，许多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时，基尼系数也有上升的趋势，但幅度没有像中国现在这样大。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城乡之间和城镇内部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所致，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居高不下。很高的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不利于消费的增加，从而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
第五，能源与水资源的制约与环境的可持续性。高增长给中国的自然资源与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由于需求的增加、污染，以及气候变化
的影响，水资源短缺将越来越严重。能源方面，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但人均消费水平仍低于世界平均，这说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继续增加。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如果增长方式不变，中国2035年的初始能源总需求与2008年相比将增加一倍；原油净进口将达到中国原油消费总量的85%。这些数据表明，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能源供应与安全也将成为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个制约因素。
第六，日渐挑战的外部经济环境。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高速增长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贸易摩擦会继续增加，最近几年中国已经成为各国采取歧视性贸易措施的首要目标；中国的汇率水平与贸易顺差也被视作是国际经济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中国对资源的需求经常被视作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中国对外投资与外援也备受关注，有时被认为是获取资源的手段；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经常受到质疑。
国际经验与借鉴
《21世纪》：我们可以借鉴哪些国际经验，尤其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庄巨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通过不断的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从依赖低成本优势走向生产高价值产品。低收入国家通常拥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刘易斯称之为“无限供给”。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城市工业与服务业的扩大不会导致工资的上涨。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以低成本优势进行竞争。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农业剩余劳动力慢慢减少；当接近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时，即从劳动力过剩转变为劳动力短缺时，工资就会快速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须通过创新与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它们能够支付更高的工资。如果不能实现产业升级，经济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因为工资上涨失去了低成本竞争优势，无法与低收入国家在低端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因为产业不能升级，无法与高收入国家在高端市场竞争。
国际经验表明，产业升级需要一大批高效和勇于创新的企业。同时，政府必须提供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这包括经济与政治的稳定、良好的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有效的市场竞争与价格信号、健全的金融体系，社会的包容与和谐、法治与对产权的保护、实施得当的产业政策，以及一个廉洁、有效、注重经济发展的政府。东亚奇迹国家与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大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另一方面，宏观经济不稳、债务危机、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政治不稳等因素被认为是许多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东南亚，菲律宾在很长时期内的情况与此类似。泰国和马来西亚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到目前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投资还未完全恢复。
蔡昉：如果撇开那些完全依靠石油出口的富裕国家，实际上，按照世界银行对于国家收入的分组标准，在欧美发达国家之外，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跨越中等收入行列的经济体，显而易见的似乎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而那些曾经与欧洲国家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较早就跻身中等收入行列的亚洲国家，却一直未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员。即使有些拉美国家，人均收入一度越过了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组的交界线，却终究回归到中等收入水平上。
经济史显示的经验终究是一种概率现象，对未来的预测毕竟不是现实。实际上，以“平均数”为外衣的国际经验，往往掩盖了许多特殊的情景与原因。为了及时进入未雨绸缪的状态，以便避免最坏的结果，需要以史为鉴，探寻如何避免不正常减速的途径。
以日本为例的话，我们不是要看她是否后来的速度不如从前了，而是要探寻为什么在不可避免的减速之后，未能实现像欧洲和美国那样的增长速度。首先，根据以往的研究，国家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异，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因对采用新技术的或促进或阻碍的制度因素不同，而导致的各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可以解释85%的减速原因。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也恰恰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佳。其次，中国已经越过通过结构变迁实现发展的阶段，正在向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中心的阶段过渡，而日本和韩国之所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也正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性转变上取得了成功。最后，日本在1990年之后经济停滞的教训表明，政府职能的错位，特别是体现在没有建立起创造性毁灭的机制，以便由竞争选择出最有效率的企业，最终导致了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
《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对策，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庄巨忠：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考虑三个方面的对策。第一是要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知识型经济的发展；第二是要深化企业、要素市场与财政体制的改革，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和健全的金融系统，社会的和谐与包容，环境的可持续性，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等等。以上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只有实现产业升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人均收入；而合理的经济结构与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
具体来说，以下一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中国在继续引进外国技术的同时，应通过深化企业改革，加强企业
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动因。国企与民企在创新方面的障碍不同，需要不同的对策。国企规模较大、资金相对充足，但创新的激励机制不强。国企改革主要是进一步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其能完全以商业化经营。同时加强对国企的监督与绩效评估，防止腐败现象。国企高管应通过市场招聘，择优选用。上市国企可增加公众流通股，实现股权多元化。民企激励机制较强，但规模较小、融资渠道狭窄、自身研发力量弱。对民企要创造使其能够与国企进行公平竞争的环境，特别是在市场准入、融资与税收方面。
营造鼓励与支持产业升级的环境，需要政府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完善市场机制，确保公平竞争，保护产权与合同各方权益，建立有效的企业破产制度等；支持公共与基础科技研发；通过产业政策（如税收、融资、信息、高新技术园区等）对自主创新加以引导与支持；建立分散风险的风险投资制度，为自主创新提供金融支持体系；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进行保护；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弥补市场失灵。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方面，一是推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包括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劳动力流动的阻力，同时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如劳动保护、最低工资、集体协商与失业保险等。二是要进一步推动金融业的市场化，包括利率市场化、国有银行商业化、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扩大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等，同时应加强金融监管，控制金融风险。三是要继续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促进土地流通与土地市场的发展，使土地定价机制更加合理，兼顾农民利益与城市化用地的需要。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方面，要优化支出结构，增加对公共品与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加速与推广增值税改革，改革财产税，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的份额等；进一步理顺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关系，增加地方财政的透明度，加强地方债务的管理；建立完整的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和社保预算的预算体系。
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有助于产业集聚和升级，提高生产率，发展服务业，增加居民收入与消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由之路。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与收入水平类似的国家相比程度偏低，可考虑以下改革措施：继续探索适合国情的城市化道路；理顺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所能够控制的资源，使城镇管理以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主要目标；制定一套有效的制度与法规保证在城市扩张中对征用土地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改革户口制度；创造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保障性住房制度等。
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未来几十年，服务业不但要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还是创造就业的主要途径。可以考虑以下措施：参照国际经验，对尚未（完全）开放的教育、医疗、金融、电信等部门进一步开放，引入市场竞争，同时实行有效的市场监管，保护消费者利益；把服务业的发展与推动城市化联系在一起，保证城市充分就业；推动生产性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消除宏观政策上对制造业的倾斜，在税收与信贷方面对服务业和制造业一视同仁等。
提高增长的包容性。使所有人都能有公平的机会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得益，从而缩小收入差距，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一环。首先是缩小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在推进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过程中，还要增加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加速农村建设；同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增加对低收入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推动全国市场一体化，促进沿海地区产业向内陆省份的转移等。其次，增加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并保证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包括推动教育机会公平化、扩大公共医疗保险覆盖率等。实现包容性增长还需要有一套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可以提高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份额，同时逐步实行综合征税，以提高税制的渐进性，使其更加公平合理。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基本稳定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也将是中国将来二十年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之一。未来，不管是深化改革的需要，还是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需要，中国的经济管理将要更多地依赖市场手段，金融业将需要进一步走向市场化。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必须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基本稳定。
为了避免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并保护环境，一方面要加速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发展新能源与清洁能源等，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机制与税收杠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强对水资源的政府监管力度、综合管理与优化分配，还可考虑征收排放税、建立碳排放许可证交易市场来降低减排成本。
最后，应加强国际与地区经济合作，提倡共同与和谐发展。一是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充分考虑外溢效果，同时增加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建立与增强与贸易和经济合作伙伴的互信。二是积极参与G20、APEC、ASEAN+3以及其他多边与双边国际与地区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增加对国际经济政策与治理结构的影响力。三是增加内需，加强南南经济合作，支持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四是增加对全球公共产品如预防气候变暖等的贡献。
上述政策措施如果能够得到有效实施，中国将有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并在2030年前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蔡昉：突破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增长瓶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基础，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变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旦实现了这个转变，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会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从而具有可持续性。
具体来说，首先，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紧迫性。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可以解释85%的减速原因。其次，通过教育和培训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有着重要意义。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作用，起到了抵消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的效果。最后，更加艰巨的是深化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研究表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所不可回避的制度变迁，包括发展资本市场、加快创新和发展高等教育、改善城市管理、建设宜居的城市和形成集聚效应、有效的法治、分权和反腐败等。所有这些领域的效果，至少10年才能显现出来。